林毅夫对话DPS博士项目学员：以”常无“之心，探寻事物本质

题记：

2019年5月30日晚，北京大学国发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与美国福坦莫大学DPS金融管理博士项目学员展开对话。

在对话中，林老师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渊源、内涵，及其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同时，他还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告诫博士学员们要以“常无”的心态去认识世界的“本质”，不要被任何已有的理论、经验所束缚；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掌握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

更多精彩，请见下文。

林毅夫的“顿悟”

如果说，经济学家更注重对现象的理论抽象，对问题的观察与逻辑推理，林老师在这场与DPS博士学员的对话中，却提到了他在理论探索过程中的“顿悟”时刻。

那还是三十一年前，林老师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正在用行政手段治理整顿，砍项目，砍投资。林老师敏锐地发现，这和西方教科书里讲的——市场经济中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控制通货膨胀非常不同。作为一个致力于改造世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林毅夫不禁思考：中国政府的选择对吗？西方的理论适用于转型中的中国吗？

通过深入了解国情，林毅夫发现：当时中国有很多国企，它们或吸纳了大量就业，或生产军工产品，承担着维系社会稳定、保护国家安全的重任；如果提高利率，提高资金成本，这些国有企业会大量亏损，如果让它们倒闭关门就会破坏社会稳定、影响国家安全，如果政府给予补贴，就会增加财政赤字，不得不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之不足，结果接着是更高的通货膨胀。利弊权衡之下，显然用行政的方式去控制通胀更符合转型经济体的特征。

反观西方的理论，林毅夫认识到，经典理论产生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它们并不存在大量承担社会责任和国家安全职能的国企，而是以私有企业为主。因此，发达国家产生的理论，其前提与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差异，完全照搬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转型成功——林毅夫在这一刻“顿悟”了，由此开始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的求索。

DPS15(第一届）博士班开学典礼合影（2016年3月17日）

“本体与常无”

所谓“常无”，就是在观察世界、思考问题时，不要脑筋里先装着已有的理论和经验，不要被已有的认识束缚，要去直观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

林老师举例道，“比如，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去引用哪位学术权威的话或观点，而是直接问：问题是什么？谁在做决策？要达到什么目标？有哪些可动用的资源？限制条件是什么？解决方法有几种？哪一种能够最好的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从决策者是“理性”的经济学本体出发，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或经验出发，这样的思考方式就避免了现有理论和经验的束缚。

林毅夫所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较之以往的“结构主义”究竟“新”在何处？对于这个问题，他再次回到了做学问的“常无”之心。

因为笃信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理论、做法都是最好的，华盛顿共识让很多转型国家循着旧地图，却没有找到新大陆。与之相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更重要的是采用了新方法，不去看西方成功经济体“有什么”、在“做什么”，而是看发展中国家自身“有什么”，从自身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出发；再看“能做好什么”，积小胜为大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对于来自企业界的DPS博士学员，林老师表示，“我并不期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经济学家。但是，好的经济学家，好的政治家，好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以常无的心态，去研究当前的问题，探究问题的本质，找到决定因素，然后再抓住机遇，因势利导，有所成就”。

“世界上有没有按教科书成功的企业家？”

面对前来专心读博的企业家，林老师的这一声质问振聋发聩。当企业家来修读DPS博士项目（Doctor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in Business)，一方面要钻研理论、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更要警戒“成为书本的奴隶”，切勿失去企业家独有的判断力和长远眼光。

 林毅夫老师为DPS15（第一届）博士桥梁课程第一讲后合影（2015年11月20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这句话是从传道者的角度来谈的；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林毅夫建议在座的DPS博士学员，在读博的过程中，也不能光掌握一条条现有理论之“鱼”，更重要的是要把功夫下在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法上（“渔”）。

“比如，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经典作品一般把它称为《国富论》，但书籍的英文全称——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翻译过来就是《对国民财富性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对“性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指的是钓鱼的方法，而其结论则是亚当·斯密所钓到的“鱼”。遗憾的是，从亚当·斯密的著作简称为《国富论》来看，多数人在读亚当·斯密的著作时只关注亚当·斯密钓到的鱼，而忽视了亚当·斯密钓鱼的方法。

林毅夫谈道，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才刚刚发生，亚当·斯密的研究其实是工业革命前、地理大发现之后国际贸易兴起的时代，所以，他强调市场和分工对国民财富创造的重要性，他忽视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我们不能因为亚当·斯密没有研究，就认为这些不重要。他希望大家更注重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再结合中国的现实，寻找财富创造的机会和问题的解决之道。

站在万众楼一层大教室的讲台上，林老师也正是那个“授人以渔”者。因为，虽然他非常热心于传播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但他对博士生们更强调的，还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代结构主义理论主张发达国家有什么产业，发展中国家就发展什么产业，第二代的新自由主义则主张根据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来完善自己的市场经济制度，但结果却都事与愿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未走出贫困的陷阱。新结构经济学规避了这种不顾发展中国家现实条件的做法，更关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把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之上。

“你们要学习的是新结构经济学是如何进行分析，面对问题时思考：谁是决策者，目标是什么，有何可用的资源，面临的限制是什么，有什么选择等”。

林毅夫老师在DPS15（第一届）博士班开学典礼上致辞

林毅夫与DPS博士学员的对话

DPS博士学员提问一：现在，我们的政府不仅制定汽车的产业政策，而且参与到一些汽车公司的投资当中。那么，您常提到的“有为政府”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答：并非怎样做都算有为政府，因此您说的“有为政府”的边界很重要。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市场失灵是普遍的，是经常存在的。没有政府来补偿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所创造的外部性，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尝试新的事。没有政府来帮忙协调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那么即使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也不会成功，所以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

如果有市场失灵，你不去做的话就是不作为的政府。但是政府做的目的是什么？对有为政府的边界，我的提议是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如果你看到的市场失灵在那个地方，你不去克服，那是不作为的政府，那经济发展也不会好。但是如果政府做的超过克服市场失灵，则属于乱为。

发达国家对于新创的技术可用给专利。但是从技术创新到产品生产，0到1是可以给专利的，1到100的是没办法给专利的。可是如果没有人做1到100，就没有办法做从100到1万。

创新过程当中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企业家的作用，也要政府来帮忙，但是不见得都成功，可是政府不做肯定不成功。你不能说因为政府做的可能失败，就建议政府不要做，应该去了解政府怎么做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说政府做了可能失败，就建议政府不要做。

DPS博士学员提问二：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林毅夫答：我认为中国还有8%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技术产业都在世界最前面。所以他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要自己发明，发明风险很大。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19世纪末到现在，他们平均下来每年增长大概3%到3.5%之间。

发展中国家同样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的差距，有产业的差距，就很可能把发达国家已经发明了、已经用了的技术拿来用，这样也算是技术创新。同样，有些产品发达国家生产过了，产品是成熟的，市场是成熟的，附加值比发展中国家高。后者如果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个差距，来进行产业升级，成本就低，风险就小。这就是所谓“后来者优势”。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发展中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就可以比发达国家有更快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我们过去实现每年9%、10%的增长，并不是是靠发明，而是靠引进，靠后来者优势。

我们用后来者优势已经40年了，还有多大潜力？

2008年我们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这些东亚经济体也利用跟美国的技术差距，在那个水平上实现到20年、每年8到9%的增长，如果他们能实现，就代表也有后来者有潜力实现20年8%的增长。

经济增长潜力是从经济的供给面来看。但是能不能实现，也要看需求面。

展望未来，我想至少到2028年还是有8%的增长潜力。增长需求有多少呢？发达国家大概不容易复苏。所以需求面出口那部分就少了，国内这部分我们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技术产业、环保、城镇化等都有很多投资的机会，必要的话政府给我们一些积极财政政策撬动民间投资，然后我们投资增长效率就会能保得住；有就业，消费就增长。所以，在未来10年有可能实现6%左右的增长。

DPS博士学员提问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是怎样一种关系？

林毅夫答：一切问题都看本质。贫富差距是穷人跟富人的差距。

首先，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投资需要有资本。靠穷人吗？只能靠富人。穷人的收入主要靠什么？靠劳动力，靠就业。富人在投资的时候，会创造很多就业，穷人才有收入。要缩小贫富差距，还需要让穷人收入增长比富人快。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不是资本多，而是劳动力多。如果富人投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就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经济就发展得好，而且能够创造很多就业机会，让那些只靠劳动力的穷人可以分享增长的果实。

而且投资于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很有竞争力，资本会增加很快，劳动力就会相对不足，资本就会相对丰富，劳动力的价格就会增长较快。这样，穷人的资产相对越来越值钱，富人的资产相对越来越不值钱，贫富差距就会缩小。

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应该是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更平衡地发展。我们在渐进双轨制下，创造了很多机会，一般农民、工人生活跟过去比改善很多了；但是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下，有大量的租金产生，有些情况是穷人在补贴富人，所以财富差距会过大。

精彩推荐